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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个行里行
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,毛主席发表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很有必要……”的最高指示,我和哥哥随学校大部队插队落户在衡东县栗木公社前丰六队。我们房东是两位六十岁开外的老人,他们为人勤劳、善良、淳朴,乐于助人。特别是男房东是全队出了名的勤快人,除了吃饭外,基本上都在干活;如果队上不出工,他就在自留地里打理菜园,要不就扯猪草,就没见他休息过。而且,脾气特别好,从来不着急,也不生气,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地,因此队上人都叫他:“行里行”。我和哥哥住到他家后,他们对我们很热情,有时候,我们出工了,伯母就在家里把饭给我们煮好,收工回来只要炒菜就行了。
我下放时只有20岁,我哥哥21岁,虽说只比我大1岁,但可比我懂事多了。他特别勤快,能吃苦耐劳,就像一个大人一样处处照顾我,脏活累活他一人全包了,不让我沾边。队上给我们分了自留地,哥哥就学“行里行”伯伯,他种什么,我们也种什么,虚心向他请教,我们种了红薯、丝瓜、黄瓜等各种蔬菜,如果“行里行”伯伯到地里施肥,哥哥也忙着施肥;如果“行里行”伯伯到自留地里锄草,哥哥也赶快去锄草。“行里行”伯伯大清早起床干啥去?给菜浇水噢,哥哥也跟着后头给菜浇水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在哥哥精心管理下,我们的红薯、蔬菜长势喜人,有哥哥真好,我什么都不用操心。
我们吃水要走很远的路去挑水,哥哥一大早就把水缸挑满了,做好的藕煤整整齐齐放在厨房里。中午休息时间还帮队上搞宣传,写标语,每家每户墙壁上都写上毛主席语录,还画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肖像。队上社员对我哥哥评价很高,都说:“姚个俫几是我们队上第二个‘行里行’”,我觉得哥哥比“行里行”伯伯还“行里行”,那就是真正的“行”!
招工
日子过得真快,转眼秋季到了,秋高气爽,丹桂飘香,突然听到一个消息:“要招工了,知识青年要回城了。”在当时来说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”。能进厂当工人,吃国家粮,每月拿工资,那简直是一种奢望,做梦都想啊。为了证实消息的真假,我找到大队女书记——刘秀荣。刘书记说:“是真的,都给你们兄妹报名了,但是名额有限,你们兄妹只能招一个。”我想了想,做点牺牲吧,说:“让我哥哥先走吧,我年纪小以后还有机会。”我哥哥也找到大队书记说:“让妹妹先走吧,她是个女孩子,身体弱,农村活又太累,她吃不消。”刘书记说:“你们兄妹别让来让去了,招工的说了算。”招工单位是:“衡阳市灯泡厂”,他们二话没说就把我哥哥招走了,我为哥哥高兴,同时也感到自己前途未测,哥哥走后我将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异地他乡面对眼前的一切,真像打碎了五味瓶,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、样样俱全。
哥哥临走的那天晚上,把剩下仅有的十二元钱交给我,说:“明年国家就不管了,要自己养活自己,这十二元钱,你只能买一样东西,那就是‘米’。衣服穿破点没关系,人不吃饭就会饿死的。”并说他进工厂了,以后有钱了,在经济上大力支援我。
第二天,我把哥哥送上火车,哥哥站在车窗口,一直在叮嘱我:“你晚上要早点睡觉哦,千万不能到池塘里洗澡,下雨天挑井水要慢点走,路太滑,不要一个人去挑水(井里曾经淹死过人)……”只听得:“呜——”的一声,接着:“咣当、咣当”、火车开了,哥哥仍然站在車窗口,大声地喊着:“妹妹,你饿了,就到咱自留地里挖红薯吃……”火车风驰电掣般消失在我的视线里,我呆呆地站在月台上,看着远去的火车,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,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回来的。我把门一关,谁说梅花没有泪,我趴在桌子上大哭了一场,接着我又擦干了眼泪。
打白条
过了年,队长就安排准备春耕的事,那时候是干集体,靠工分吃饭,那么就要评工分了,队上男劳动力一天就是10分工,妇女是8分工,经队上干部研究,我却是4分工。工分评出来后,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,我从小学到高中,成绩一直名列前茅,如今听毛主席的话,下放农村,我却只有4分工,按百分比来说,我是不及格呀。但是,也不好去争辩。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,能和贫下中农讨价还价吗?再说队长也说了,如果干活能超过当地女社员,工分就加上来。
过完春节,天气渐渐转暖,春天到了,万物复生,真是花红柳绿草青青。要准备春耕了。第一天出工是“刨草皮”。刨草皮干啥?积肥啊,就是到山上把刨下来的草皮挑到田里,晒几天后点火烧了,就成了肥料,名为:“火土灰”。那时候好像没有什么“尿素”、“复合肥”之类的肥料,除了烧“火土灰”就是种草籽。草籽是年前就撒好籽在田里,第二年春暖花开就长出来了,开一种紫色小花,非常好看,犁翻在田里就是肥料,都是纯天然有机肥。
我初次上阵,肯定要表现一番了,干活特别卖力。我每次都把箢箕上的满满的,我从来也没有挑过那么重的东西,走起路来东倒西歪,就像扭秧歌一样。也不知道是箢箕的质量不好,还是用力不匀,还是挑物太重,我竟然挑坏了两担箢箕。那位退伍兵哥哥上前说:“像你这种挑法,你一天挣的工分还不够买两担箢箕,你一次少挑点,多走一趟。”他说的是大实话,我一天是四分工,按全劳力一天十分工两毛钱,我一天只挣八分钱,而两担箢箕是一块五角八分,我一天的工分刚好凑个零头。有一部电影:《朝阳沟》,曾经唱红了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,是一部反映知识青年下乡的故事,剧中女主角“银环”初次上阵,有两句唱词,我给大家学一学:“上午挑、下午抬,累得我,累得我腰疼脖子歪……”看起来干农活还要有技巧啊,不能瞎干,要实干还要加巧干。
我也加几句唱词:“两担箢箕都挑坏,四分工分买不来,干了一天算白干,你说合算不合算。”
队上犁田都是用牛,牛在前边走,后边要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农扶着犁,另一只手拿一根小竹条子,口喊:“得儿,驾!”,牛就开始犁田。犁过之处要成一条直线,再用耙子耙平,才能插秧。队长安排我和女社员去田里扯秧。我下到秧田里扯了两把秧,发现有很多小虫子,她们说是“蚂蟥”,我很怕,她们说:“不要怕,爬到你腿上,用力一拍就掉了。”我一边扯秧,一边看腿上有没有蚂蟥,她们说双枪季节都能长到一寸多长。
秧苗长得很快,经过雨露阳光都有一尺多高了,但是田里的草也跟着长出来了,跟禾苗争营养,当务之急就是除草。只见社员们每人拿着一根竹棍子,到田里“踩田”,就是把田里的草用力踩到泥土里,不让它生长。竹棍的作用是用来保持身体的平衡,不摔倒。我们也拿个竹棍去“踩田”,和社员们一样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
双抢马上就到了,那沉甸甸的稻谷像金黄色的珍珠,低着头,弯着腰,微风吹拂金涛滚滚。生产队、大队、公社忙着开动员大会:“一定要打好双抢这一仗,确保颗粒归仓。”到处是一片磨刀霍霍声,把镰刀磨得油光发亮。我哥哥一大早就把镰刀磨好了,那时候全是手工操作,抬一个大木桶到田里,几个男社员高举稻秧,用力把谷粒甩打在大木桶里,我们只负责割禾,一天下来,累的很,而且要早出晚归,要不怎么叫“打仗”呢。
天不亮,队长就开始吹哨子,“起床了!出工了!”睁开还没有睡醒的双眼,深一脚、浅一脚,走到田里,天还未亮,趁队长不在就在那湿漉漉的稻草上,少睡一会。那简直是一种享受啊,比现在席梦思还舒服。特别到了中午,天上的太阳高温伺候,田里的水也烫得要命。还有那些吸血鬼“蚂蟥”咬得脚上腿上血淋淋的,都有一二寸长,扯都扯不掉,还要弯腰割水稻,到了晚上一身疼的都说不清哪里疼了。收割完早稻,紧接着马上插秧种晚稻,迟一天、早一天长势都不一样,这就叫:“双抢”。我们和社员一样,整天里里外外忙忙碌碌。
哥哥招工回城后,我不但要天天出工,还需要独自面对很多生活难题,自己挑水,自己种菜,队上一年只给四百斤谷,我的工分又很低,我就要算一算一天应该吃多少米,算来算去,不能超过半斤。但是那时年轻饭量大,再加上超体力劳动,消耗大。怎么办?瓜菜代呗,南瓜、红薯成了主粮,还和社员们一起上山挖野菜吃,没钱买煤就和队上女社员到很远很远的山上去拾柴,没钱买油就吃光锅菜,放点盐煮一下就行了。
每天同社员一道从天亮干到太阳落山,只是累点也就算了,那时候毕竟年轻,就怕得病。当时农田杀虫是用一种叫:“六六六”的农药,劳动中我中毒了,两条腿肿得像水桶一样,红黑发亮,奇痒难受。我咬咬牙坚持下来了,因为不出工,就没有工分,没工分队上就不发口粮。到了下半年,有一种病,不治不行了,天天肚子疼得很厉害,到医院一化验,一肚子蛔虫,医生说:“你再来晚点,蛔虫就把你吃了。”我妈妈含着眼泪给了我十元钱,再三叮嘱我不要再喝冷水了。我父母亲每月工资加起来也只有百来块钱,还要养活四个老人,还要带着四个弟弟妹妹,经济上很拮据。他们都下放在衡阳县集兵滩五七干校,爸爸当校长、在种菜,妈妈在喂猪,爸爸有严重的心脏病,妈妈有严重的糖尿病,我不能照顾他们,还要他们挂念我,心里很难过。我回队上后,马上告诉大家,喝水一定要烧开,那一尺多长的蛔虫太可怕了。
春去秋来,眼看年关将近,大队、生产队都开始开年终总结分红大会。那天晚上,生产队会计家里坐满了人,都在等待分红,都渴望能拿到几张人民币,好好过个年。我也一样,心想辛辛苦苦干了一年,总有点钱分到手吧。会计一个一个点名,社员们兴高采烈地拿着分到手的钞票,吐一点口水在手上,一张一张地数着。最后轮到我了,只听会计大喊:“姚升霞,二十四块五角”,我心里一阵高兴,这一年没白干,“二十四块五角钱”,对我来说可是一笔巨款啊!心里开始盘算着怎么用这笔钱,先到镇上称上两斤肉,大半年没吃肉了,做成红烧肉过过嘴巴瘾;再买两斤油,不吃光锅菜了;再买几件换洗的衣服,剩下的钱给爸爸妈妈买点土特产……
正当我伸手去接钱时,会计说:“倒欠!”我说:“啥?”,我还认为没听清楚,会计重复一遍说:“你倒欠生产队二十四块五角钱。”我愣住了。会计说:“你不信,你自己算,你一天4分工,工分值是10分工两毛钱,你一天只挣8分钱。你称了生产队斤谷,按市场价,除去你工分所挣的钱,还倒欠生产队二十四块五角整。”我说:“我没钱,你看看我穿的鞋子都露大脚趾了,反正我也跑不了,就作为人质押在你们前丰六队,什么时候有钱了再还。”会计说:“不行,你不拿钱,别的社员就不能兑现,不能打白条的,必须真金白银。”我说:“那咋办?总不能要命吧!”会计说:“不要命,有人帮你还了。”我说:“谁?”会计说:“赵清明”,我说:“那就赶快释放人质,转押给赵清明,我什么时候有钱了,就还给他。”
正当我伸手去接钱时,会计说:“倒欠!”我说:“啥?”,我还认为没听清楚,会计重复一遍说:“你倒欠生产队二十四块五角钱。”我愣住了。会计说:“你不信,你自己算,你一天4分工,工分值是10分工两毛钱,你一天只挣8分钱。你称了生产队斤谷,按市场价,除去你工分所挣的钱,还倒欠生产队二十四块五角整。”我说:“我没钱,你看看我穿的鞋子都露大脚趾了,反正我也跑不了,就作为人质押在你们前丰六队,什么时候有钱了再还。”会计说:“不行,你不拿钱,别的社员就不能兑现,不能打白条的,必须真金白银。”我说:“那咋办?总不能要命吧!”会计说:“不要命,有人帮你还了。”我说:“谁?”会计说:“赵清明”,我说:“那就赶快释放人质,转押给赵清明,我什么时候有钱了,就还给他。”
岁月如歌,流年似水,半个世纪过去了,再去回顾那一幕,我却认为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精神财富。后来,茶山坳成立邮电支局,条件差,没房子住,没食堂,谁都不愿意去。我说:“我受过苦,我去吧。”一干就是几十年,直到退休。在我人生的道路上,我能吃苦耐劳,知足常乐,不计名利,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工作几十年,做到无怨无悔,与知青时期密不可分。
知青一个时代的话题,却给我们那一代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。荡漾不尽生活的激流,黑土地留下了我们深深的青春印记。回首往事,感慨万干,岁月无痕,青春无悔。在那逝去的岁月里,一切的一切都值得我们去回味……
作者简介:姚升霞,女,年6月6日生。籍贯河北省邢台县宋家庄乡,父母早年参加八路军抗战队伍,为了革命工作,将出生十二天的作者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,随大军南下。年作者在湖南衡阳与父母团聚。68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,72年招工衡阳地区电信局,98年退休至今。退休后专注写作,作品刊登本地报刊杂志,和家乡《魅力太行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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