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句话：“当官不为民作主，不如回家种红薯。”是说为官一任，应该要为一方老百姓干点实事。如果只是尸位素餐坐在那里吃皇粮，还不如将官辞了，回家种地自给自足去，因为这样至少可以避免做害民的寄生虫。

种地经营的作物多的是，作为主粮的通常是水稻小麦，其次是大豆小米等。但红薯实在是个有趣的话题。红薯，学名习惯称番薯。这番字一出，便晓得它是泊来品，并非是土生土长的物种。

在我们熟悉的农作物中，譬如玉米、马铃薯、南瓜及番茄等，这些都不是中国本土农作物，是由境外引进的，红薯亦如是。红薯的别称很多，譬如甘薯、地瓜、金薯、朱薯、红苕等等。因为表皮以红色为普遍，故习惯称红薯；又因为长在地里，形状似瓜，故习惯便又称地瓜。这是最为普遍的两种称谓。

据考究，红薯的源产地是在美洲中部的墨西哥、哥伦比亚一带，由西班牙殖民者携至菲律宾等国栽种。而最初传入中国的大约是在明朝后期的万历年间，其中有三条传入路线：云南、广东和福建。

中国引进红薯第一人是明朝的陈益，他是广东东莞虎门北栅人。明万历八年，他以普通百姓的身份，肩负包袱搭乘朋友的商船从虎门出发前往安南（今越南）。当地酋长在接待他们时上了一道官菜，这道菜除了香甜软滑可口外，还能作主食果腹。陈益一打听，原来这个便是所谓的红薯，于是他就非常留心红薯的生长习性和栽培技术。两年后，冒着杀头的危险，收买了酋长的下属，将薯种藏匿于铜鼓中，偷带回国。回到老家，他在祖父坟前购置了35亩地，开始大面积种植红薯。成功收获后，他便大力向周边推广栽种，甚至在薯田边择地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寿穴，发誓与红薯长相厮守。陈益堪称“中国引种番薯第一人”，其丰功伟绩是毋庸置疑的。

福建引进红薯同样发生在明朝。当时福建长乐人陈振龙、陈经纶父子在吕宋（即菲律宾）长期经营生意，发现当地出产“甘薯”，其块根“大如拳，皮色朱红，心脆多汁，生熟皆可食，产量又高，广种耐瘠”。他想到老家山多田少，土地贫瘠，口粮严重不足，陈振龙便暗下决心要将这宝贝引进回国。但当时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，殖民者对甘薯奇货可居，禁令携带出境。

陈振龙绞尽脑汁想出一条瞒天过海的妙计，他将薯藤编织入汲水绳中，并在绳面涂抹污泥，在这沾满了污泥的汲水绳交织着甘薯藤，巧妙地躲过殖民者关卡的盘查，顺利渡海回国。年初夏，远涉重洋航行了七天，陈氏父子终于在福建厦门登陆。

恰好就在陈振龙偷渡薯藤回乡试种那年，闽中大旱，五谷歉收，于是陈振龙让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，建议试种红薯以解粮荒。金学曾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四个月后红薯喜获丰收，足可充饥。金学曾听闻喜出望外，于是下令在所辖地区大力推广，结果又大获丰收，闽中的饥荒也因此得以缓解。

闽中人出于对金学曾的感恩，便将红薯改称“金薯”，因为这宝贝源自“番邦”，故又俗称“番薯”。陈氏引进番薯之事，明人徐光启《农政全书》、谈迁《枣林杂俎》等典籍，均有论及。到了康熙初年，陈振龙的五世孙陈川桂将红薯引种到浙江，其子陈世元带着一班人远赴河南、河北、山东等地宣传推广，他们亲力亲为，示范剪蔓扦插，大力推广种植。

因为效益显著，红薯在华北地区很快便推广开来。到了乾隆时代，红薯终于引起了朝廷的重视，由皇上“敕直省广劝栽植”。一经官方推广种植，红薯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，成为了中国仅次于稻米、麦子和玉米的第四大粮食作物。红薯传入中国后，之所以能在全国推广开来，跟它强大的适应能力、无地不宜的广谱特性是分不开的，否则也无法广泛栽种。加之产量特别高，亩产甚至达稻谷的二十多倍，其物性又“润泽可食，或煮或磨成粉，生食如葛，熟食如蜜，味似荸荠”，故深受世人喜爱。

因为种植容易、成本低、产量高，又可当饭吃的特点，在饥荒年代，广植红薯，能活人无数，这是它的最大好处。困难时期的乡下，由于物质条件匮乏，日子大抵是很苦的，米饭是奢侈品，能吃上稀粥就不错了。而红薯因为产量高，又能当粮食充饥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荒，堪称宝贝。

大跃进时期，村里流传着一个关于吃红薯的趣事。当时因为粮食紧缺，为了保证社员们有力气干活，生产队饭堂只有那些出勤的劳动力才有资格吃，而小孩子是不能进去蹭饭的，只有眼巴巴的趴在窗口看着自己的父母在里面吃饭。这种场景，无论是对父母还是孩子来说，都是极度煎熬的。

有一回，社员们正在饭堂中围着筲箕吃红薯，一位母亲看见自己的孩子正趴在窗口盯着她嚼红薯的嘴，口水顺着嘴角往下直淌，放光的眼神中充满着干渴。孩子饿成这个样子，做母亲的如何吃得下？她自然很心痛，但纪律是不允许孩子进来吃的。她灵机一动，计上心来，于是快手拈了一根红薯，另一手抓起一把剥下来的红薯皮，偷偷地用红薯皮将红薯包裹捏实，这样皮就粘紧了。然后她便起身将手中那团“红薯皮”递给窗外的孩子道：“儿呀，阿娘给些红薯皮你吃，快行开，别趴在这里。”于是儿子接过那团“红薯皮”飞快地走了。

社员们都哈哈大笑，说她居然让孩子吃红薯皮，以至多年后说起，村中都还有人笑，然而这荒唐的往事又有什么好笑的呢？

那会，很多人的童年岁月，都是物质匮乏的，那时候生产队的红薯地，是孩童们最喜欢光顾的地方，偷挖红薯生吃充饥，是伙伴们常干的事。那时卫生条件不好，小孩肚里普遍长蛔虫，大人便叮嘱说，吃生红薯会长蛔虫的，告诫别吃。

但饥饿远比蛔虫可怕，小孩子们是照样偷挖生吃不误的。收获季节，当社员们开始收挖红薯，地头旁早就集满了孩子，他们等社员将红薯挖过后，便会拿着锄头粪箕跟在后面，将红薯地重新翻挖一遍捡漏。能收获多少那就只有看运气了。一般来说，能捡个半粪箕已经是非常好运的了。

当时的生产队是养牛养猪的，有专人管理。红薯收获的季节，牲口饲养员会将米糠夹杂着红薯，一起放入牛一样大的镬中熬猪潲，然后用来喂猪。孩童们通常会瞅空溜进去，若猪潲不是很滚烫，会忍着大热直接伸手入镬中掏，将红薯从猪潲中掏出来吃。那时发现，红薯跟米糠一起熬煮过，是别有一番风味，感觉居然特别好吃。

这应该是因为饥饿的缘故所以觉得香，反正现在是没机会重新尝试了。红薯最简单直接的做法是蒸煮，但这种是湿煮法，虽然简易，但不是上乘的做法。更理想的应该是干烤，习惯称烤地瓜。优质品种的红薯用炭火烤出来后，馨香扑鼻，甜蜜甘美，令人垂涎欲滴。在中国，几乎所有城镇的街边都有烤红薯档的，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。

而沿海乡下最受欢迎的传统红薯吃法是窑煨，这是比较费功夫的一种吃法。具体做法是先用疏松的干泥块搭成一个穹状的窑，然后用柴火烧窑，烧它一二个小时，这时泥块便烧得黑红黑红的，温度足够了，停了柴火，将窑中的灰掏空，然后将准备好的红薯小心地扔进窑中，下来便是砸窑了。

但砸窑前先要贴着窑门口竖起一棍，将窑最薄弱的地方固定好了，然后用准备好的砖头在窑顶轻敲两下，窑顶的泥块便掉进窑中，这时窑顶是中空的，再轻砸四周，窑泥块便完全坍塌覆盖在红薯上，这时候要快速用劲将窑泥拍碎。若拍慢了，不但散失了热量，红薯表面长时间受高温半熟了再用劲拍泥，红薯就被伤着了，甚至窑泥都嵌入了薯肉中了。

窑泥拍碎后，大约过得十分钟，再用柴棍环绕窑泥四周将泥撬松一下，这样红薯原带的水汽便散发掉了，煨出来的红薯便会很干爽，否则湿漉漉的沾满泥，品相就差远了。这种泥窑煨红薯法，要有耐心，假如火候不够，直到窑泥凉了，红薯可能都还没熟透，那就可惜了。

童年窑煨红薯，伙伴们多喜欢玩恶作剧，拿那些年纪最小不懂事的伙伴开涮。每回砸窑煨薯后，大伙便多会起哄说要送窑鬼，具体玩法是在掏出的柴灰中做文章，习惯将这些柴灰称作火屎，将其中一块大的挑出来，放在瓦片上，然后派某某去送窑鬼。教他一路念叨着“火屎沉、石头浮”去找水源，然后将这火屎扔到河中或水塘里，叮嘱他等到火屎沉下去，窑鬼就送走了，然后才好回来。其实这柴炭扔进水里，要么被流水冲走，要么浮在水面上，哪里能等得到它沉到水底去呢？所以当这可怜的家伙按捺不住回来时，红薯早被大伙吃光了。这些都是童年艰苦岁月中的乐事了。

因为红薯是在明朝后期才引进的，所以历史上关于它的诗词文章自然就不多了。近代人吟咏红薯之诗词，大抵是难登大雅之堂的。清人徐宗勉有二首咏地瓜的律诗，其中一首感觉还可以：“何堪薪桂米如珠，疐龁还留菜色无。篝满争如收黍稷，藤抽果尔敏蒲庐。翻匙雪共齑成粉，切玉香同笋入厨。风雨调和疆场辟，苍生长饱海东隅。”开篇便感叹人生柴米油盐之不易，柴如桂树米如珠，这生活压力实在是不堪重负，百姓食不果腹，营养不良，面带菜色。而红薯这宝贝比普通的粮食高产，薯藤结的果犹如葫芦一般，香薯煮熟后用汤匙一挖，跟雪粉一样，还可以切成薯片，跟竹笋一起炒成香喷喷的菜。沿海一带大力开垦荒地种植红薯，老百姓因此粮食充裕，避免了饥饿之苦。可见红薯这个外来作物，的确成了饥荒年代的大救星，可谓是上天恩赐的大宝物了。

有人说苏东坡写过关于番薯的诗，这是要纠正的。苏轼在他的《和陶酬刘柴桑》一诗中，是这样写的：“红薯与紫芽，远插墙四周。且放幽兰春，莫争霜菊秋。”这是苏轼步和陶渊明的诗作，因为诗中提及了红薯，许多人便将此诗当作咏红薯之作，这明显是不对的。红薯进入中国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事，宋朝时代中国还没有这个东西，苏轼又如何会有吟咏红薯的诗词呢？

这里面的红薯其实是指表皮红色的薯蓣，也就是山药。而紫芽则是指紫芋芽。这两种植物扦插于围墙四周，便能开花散发出幽兰般的馨香。而这些春夏开放的花儿，自然不会跟秋霜的菊花争妍斗艳了。

梁国德，岭南洪拳名家，广东省社科院国学研究中心理事长，广东省武术协会会长，广东省象棋协会名誉会长，作品散见于《人民日报》《中国日报》《诗刊》《羊城晚报》《广州日报》《中华诗词》《诗词百家》《环球日报》《茂名日报》《南方城市周刊》《诗词月刊》《当代诗词》《岭南诗歌》《诗词报》《高凉诗词》《新华在线》等。